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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里月饼事件:技术不能成为双重标准的理由

2002

阿里月饼事件:技术不能成为双重标准的理由_商务服务_公司财税

阿里月饼事件持续发酵,在内部惊动高层参与决策,在外部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评论。然而,在不同的媒体平台上,对该事件的观点呈现出差异。比如知乎上一边倒地支持技术人员,而较为大众化的平台褒贬不一。不过现在,有些媒体平台也有引导舆论的倾向。

不同的平台表现出的观点差异,能够说明更深层次的问题,互联网从业人员聚集的知乎可以说代表了这一群体的声音,然而这种态度并未在大众中得到类似的广泛支持。这反映出群体之间判断标准的差异,或者价值观的差异。通过分析行为背后的动因,我们能发现更多的问题。

 阿里月饼事件分析:技术人员存在不当获利行为

具体到阿里月饼事件中,这几名员工确实存在不当获利。当事人称虽然抢到了多个,但实际上只想要一个,其实就性质而言,一个和多个没有区别。因为,虽然是付费的(当事人也从这一点进行辩解),但是由于是抢购的,说明并非平价,而是有一定的福利性质。正常情况下,并非每个人都能抢到,而采用技术手段(技术压制)保证能够抢到。抢到了可能不属于自己的那份,就说明是不当获利行为。

另外,内网抢购平台的缺陷(如果说是缺陷的话),是因为没有设防。如果抢购不是发生在技术员之间,又没有特殊说明的话,那么不管是默认的还是明确说明的,公平都是原则。试想,如果所有技术员都写脚本抢的话,结果会怎样?如果这种行为得到认可,那么是不是鼓励非技术人员也学写代码呢?

更为重要的是,假如抢购平台设防的话,那么技术人员和安全人员就是一道防线,特别是安全人员。当安全人员发现了这种漏洞,就应该考虑到如果有其他技术人员通过技术抢购的话,结果会怎样,从而及时反馈。这是职业敏感性,也是工作的一部分。因此,应该是提出反馈而不是加入抢购。这估计是阿里最先对几名安全部人员劝退的原因。

至于类比所谓的白帽子,如果是外部人员通过对抗的方式进行破坏式发现问题,是情有可原的,但是作为工作职责的一部分,这样做就是不可行的了。如果发现了问题,难道内部工作人员就应该攻击内网让公司意识到问题吗?举例,如果淘宝的外部抢购存在漏洞,公司技术员工(与抢购项目无关)发现了漏洞并利用漏洞进行抢购,而不是向公司反馈,那么这种行为同样是有问题的,虽然该人员也可以是公司的外部客户。

因此,那些拿抢票工具(特别是阿里系的UC抢票)来做类比的,就显得苍白无力了。抢票软件是外部开发,并且人人都可以无门槛使用。如果是12306技术团队的人员发现了某一漏洞,并且私自抢票,不知此种行为该如何判断。

至于所谓的geek,如此简单的写个脚本不是什么技术难题。从行为动机的角度,不能说是出于对技术的喜爱偏好或者发挥技术优势,而仅仅是为了抢个月饼而已。那些得到奖励的geek一般是外部白帽子行为,或者是因为对技术的兴趣,而起到技术推动作用,比如谷歌的T恤事件。在谷歌T恤中,技术人员设计了一个创意方案,并且也应该花费了不少时间,并且利用的这种技术对于谷歌有一定的潜在价值。另外,从动机来讲,所花费的时间成本完全超出了所得到的T恤。而阿里月饼事件中,仅仅是写了个脚本破解了公司内部不设防的系统,差异明显。

所以,阿里月饼中的几名员工确实存在不当获利行为,而劝退处理是否处罚严重,这就是公司内部的考虑了。但考虑到可能的外部效应和所期望的震慑效果,劝退并不为过。

 技术可以中立,但行为无法中立

现在很多人往往拿技术作为理由,强调“技术无罪”、“技术中立”,于是有了快播、未加审核的竞价排名等等。但是,这种辩解很明显是荒诞的。

技术的中立是对于技术的发明来讲的, 一旦运用,行为就代表着行为人的态度,而不能再中立了。因此,技术不能成为双重标准的借口,阿里月饼事件中技术人员的行为,与超市促销员利用信息优势购买限量抢购商品是一致的,而有些超市规定是禁止员工参与的,类似的阿里安全人员即使不能参与也是正常的。

所以,技术的辩解往往混淆视听,我们需要对事件进行严谨的分析才能得到结论,而很多观点都是普世的,不能因技术而另立标准。在人工智能的问题上,其实最大的风险不是机器,而是人,因为机器执行的是人的指令。在科幻电影中,往往都有一个有点变态的反面博士。

 从“技术无罪”的快播到“生而骄傲”的优步

需要说明的是,在互联网时代,互联网从业人员拥有更多的话语权,这可能会造成一些影响。从对快播技术无罪的辩解,到百度的缺乏有效审核的竞价排名,再到优步以供求关系的动态计价,技术往往成了进步的标志和辩解的理由。

说实话,优步员工(以及实习生)没什么值得骄傲的,一家用实习生大量替代正式员工的公司,且大多数人干的是地推的活,只是被洗脑为改变世界。事实上最主要的武器不过是补贴,在工作中某些地方是法律的盲区,甚至是灰色地带。这种行为谈不上骄傲,并且,专车尚未成功,但是专车公司的名声恐怕已经是互联网业最坏的了。

内部价值观(比如阿里月饼事件中相关的技术人员、优步工作人员)与大众价值观的差异反映出新生一代想要建立起一套新的标准。

一方面,压抑的年轻人总是富有反叛意识,由于拥有技术优势,于是技术便成了最好的武器,事实上年纪略大的人对技术大多不懂。而科技富豪得到更广泛的认可。

另一方面这体现出对传统的蔑视,比如很多人认为企业在广告费上的巨资投入是不正确的,而一切中介机构和中间商都是不合理的。成长环境较为安逸的一代在追求自我价值实现和自我个性的同时,往往忽略了社会价值,从而可能产生极端功利主义和自我主义,这是值得警惕的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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